吕志强农民工改名提升不了幸福指数

吕志强：“农民工”改名提升不了幸福指数

“农民工”，这个称谓怎么啦？一股莫名其妙的改名之风正向这一群体袭来先有河南省、广东省的官员提出“”农民工“称呼背后有歧视”，“要求加快研究并适时出台取消”农民工“称谓的政策措施”。1月13日《新京报》发表社论《用什么名称取代“农民工”？》，文章也认为“”农民工“这个名称，的确体现着城乡壁垒、户籍鸿沟”。照此态势发展，笔者断言，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，“农民工”改名必演变成全国性的热点之一。　　随着改名风起，取代“农民工”的新名词乱象纷呈有的改叫“新市民”，有的称之“新产业工人”，有的更名“援建者”，浙江平湖县已将“农民工”统称为“新居民”……然而，“农民工”的幸福指数呢？一点没变。　　如何看待“农民工”改名？从表层看，不排除有官员出于好心，似乎“农民工”称谓存有歧视因素，改名是为了找回“农民工”的尊严。但也不能排除有些官员提议改名就是做表面文章，想以别出心裁冒充“创新”，或借此贴上以人为本的标签，体现对“农民工”的关心和重视。当然还有官员是跟风，把大省官员的言论看成是方向标，以示观念更新快。倘若从深层剖析，不难看出，主张“农民工”改名的背后也隐藏着或多或少的歧视。否则，为什么要改名？　　无论出于何种动机，笔者以为对“农民工”更名，暴露出思维方式上掺杂着形而上学，好像称谓一改，“农民工”就成市民了。其实，不改变诸如城乡户籍制度、二元经济格局，以及住房、医保、教育、社保等方面的实质性差距，改名不过是“换汤不换药”。我们不是给扫马路的工人改名成了“城市美容师”、“马路天使”了吗！称谓是好听了，可至今一些人还是看不起这一群体。可见，尊重、关心、扶持“农民工”，不在于改名，根本在于改革城乡户籍制度，突破二元经济格局，缩小城乡差别，让“农民工”与城市工人一样同工同酬，一样享受社保、医保、教育、住房等政策，让“农民工”分享改革发展的成果。　　平心而论，就“农民工”这个称谓来说，如果不带历史偏见，是看不出歧视色彩的，问题的根由在“农民”这一阶层的内涵上。由于历史的原因，农民长期承受着城乡户籍制度、二元经济体制带来的收入分配、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差距，成为最底层的弱势群体。所谓“农民工”称谓有歧视的说法，本身就是对农民这一阶层的看不起。如果“农民工”的称谓要改，那么其母体“农民”这一阶层的称谓又该如何？难道也要改？照此推理，与农民并列的工人这一阶层的称谓是否也要改呢？如此，岂不荒唐！　　倘若不从体制上解决“农民工”的根本问题，而是一味地做改名的表面文章，那么对于“农民工”来说不但不是福音，而是一个值得忧心的信号。　　好在党和政府高度重视“农民工”问题，早在2006年就出台了《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》。今年1月4日，民政部在官方网站发布《关于促进农民工融入城市社区的意见》，提出按照社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要求，将涉及农民工切身利益的劳动就业、公共卫生、住房保障、社会保障、计划生育、社区矫正、安置帮教、法律援助、优抚救济、社区教育、社会救助、文化体育、社会治安等社区服务项目逐步向农民工覆盖。试想，如果取消了“农民工”的称谓，对本质上仍然是“农民工”的问题还能这样重视吗？！　　客观地说，“农民工”现象是我国改革开放和工业化、城镇化进程中涌现出的新生事物。目前全国“农民工”1.64亿人，其中约六成是新生代农民工，已成为新型劳动大军，是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，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繁荣作出了重大贡献。现在哪个城市的建设没有“农民工”的功绩？我们应该为“农民工”这一新型群体而感到自豪！　　那些至今还在动脑筋改名的官员，还是把时间和精力放到为“农民工”多办实事、好事上来吧。比如眼前，农民工要回家过年了，帮助他们解决讨薪难，为他们纾解春运中“一票难求”的困境，维护好他们的合法权益，都比改名来得更实际些。　　从长远来看，核心工作还是要改革创新户籍制度，促进城乡公共资源均衡分布，推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，帮助“农民工”融入城市社区，使之与城市居民享有同等的权利和义务，从根本上消除对“农民工”的歧视。如此，才能真正提升“农民工”的幸福指数，这比改名要有价值、有意义千万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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